近年，商社合作共贏的例子與日俱增，既可展現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諾及實踐，亦共同創造社會效益，惠澤社群。國際非政府組織Catalyst 2030於2021年的研究報告就指出，企業與社會企業（社企）合作共有五大益處，包括：開拓更多客源及市場機遇、減低供應鏈風險、在持續變化的市場環境維持競爭優勢、創新避險和吸引及保留人才，可見商社合作百利而無一害。

　　過去幾年的疫情，持續喚醒消費者和投資者對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重視，加上，自香港聯合交易所要求本港上市公司必須披露環境、社會及企業管治（ESG）報告後，ESG已逐漸成為衡量企業經營績效的一個重要指標，與任何規模的公司以至中小企都息息相關，而當中社會（Social）更日益受重視。策略傳播諮詢公司SEC Newgate於2022年度發表的ESG Monitor調查（香港首次被納入受訪地區）發現，約十分之七的受訪香港人表示，同意企業須識別和停止不道德行為、對供應鏈的行為和績效負責，以及支援社會弱勢社群。相比全球的平均數，香港人更關注S，反映大眾十分重視企業對社會的關懷及在社會範疇中的表現。

　　監管機構的推動亦提升S的重要性。聯交所於2019年12月提高ESG報告的要求，將所有與S相關的關鍵績效指標（KPIs）的披露責任從「建議披露」提升至「不遵守就解釋」，還增加了識別供應鏈ESG風險和選擇環保產品和服務之政策作為S的KPIs，令企業須更主動做好供應鏈管理及匯報S的資訊。在此之前，企業一直都被詬病披露S的透明度及意識不足，樂施會曾於2019年發表報告，指出在香港50家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中，多達九成在S範疇的資訊披露表現不及格，包括沒有披露其營運模式對當地社區的潛在負面影響、没有就「供應商的社會評估及相應採取行動」作出匯報等等。

　　不過，鑑於現時ESG於三個範疇的比例並沒有一致的國際標準，且社會指標的領域廣泛，有些與環保（E）重疊，有些則較難量化，如社區參與。故目前許多企業在實踐ESG時，即使日漸明白S的重要性，也知易行難，常以較傳統的方式去展示成效，例如捐款給慈善機構或當義工的數字，忽略S所注重之企業業務與社區互動所帶來的社會效益，其S報告側重披露公司內部的員工離職率、工傷和產品召回等數據，對供應鏈管理、人權及社區參與等方面只作概括、方向性陳述。

　　近年的趨勢亦揭示千禧世代的就業選擇也與企業ESG表現掛鉤。普華永道及Mercer的報告都不約而同發現，超過八成的千禧世代都會按ESG表現是否優秀來選擇僱主，若企業的ESG表現不符合他們的期望，便會考慮離開。這反映新世代更願意犧牲工資，以換取一份有意義的工作，望賺錢之餘也能貢獻連結社會。由此可見，願意承擔社會責任，投放於S的企業，亦有助僱用、保留和激勵員工，在「搶人才」的主旋律下保持競爭優勢。

　　正如前段所述，疫情衝擊經濟，加劇社會不平等，驅使公眾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，新世代更重視企業須公平對待僱員、客戶及社會，亦關注企業供應鏈所涉人員的健康責任及其多元、平等與包容（DEI）。因此，企業要在疫後復常階段走穩，便要更好地踐行S，令ESG這三個不同的元素都能並重，相輔相成，以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，讓不同持份者看到成效。